原標題：美高校副教授：回到美國，才發(fā)現(xiàn)中國更安全

美國全國廣播公司（NBC）3月14日文章，原題：中國的新冠肺炎疫情使我體驗（自我）隔離，我覺得在那里比回到美國更安全  當我們一家在上海隔離6周后返回美國時，親朋好友對我們終于“安全了”表示祝賀。然而，回家后還不到一周，我們對親人表現(xiàn)出的情緒卻不敢茍同。我們覺得在上海比在美國更加安全。

我們一踏上美國的土地就產(chǎn)生了焦慮。在中國的機場，醫(yī)療檢查會在我們進入公共區(qū)域之前進行。而在芝加哥奧黑爾國際機場，我們在邊檢處和數(shù)百名旅客一起排隊等候，最終才被確認是剛從中國返回。我們被一名穿著疾控中心夾克的年輕人叫到一邊，他量了量我們的體溫說，疾控中心要求剛從中國返回的旅客“盡可能隔離14天”。機場工作人員甚至都沒有問我們要去哪兒。

我已經(jīng)在兩個國家度過了隔離期，鮮明的對比遠不止在機場所見。在中國，人們都覺得有隔離的義務。無論何時，人們都把消毒、清潔和保持距離作為優(yōu)先事項。中國的強力措施看來起作用了。相比之下，自由放任的態(tài)度、優(yōu)先考慮個人自由和完全缺乏政府的領導，使美國人困惑和暴露在病毒之中。

我們可以從中國人身上學到很多經(jīng)驗，包括每個人必須接受自己的責任、脆弱性以及會連累他人——要為集體利益犧牲某些“權利”，否則許多人將會死去。在上海，我們待在室內(nèi)，無論何時去商店或者鍛煉我們都戴口罩。除了雜貨店外所有餐館、公園、博物館和商店都關門了，做好了迎接一場范圍廣泛隔離的準備。每個人都努力保持安全距離。全城各處都設立了專門的發(fā)熱門診以便普通醫(yī)院能夠保護其他的病人。

在中國有一種明顯的“人人為我、我為人人”的精神。本著這一精神，在每一次遏制病毒擴散的行動中，我們感到每個人都受到了同等對待。每個人對于避免感染他人都負有同樣的責任。事實上，我在中國與數(shù)百萬負責任的上海居民沒有區(qū)別。

回到美國，我們被告知不必麻煩去戴口罩或量體溫?；蛟S口罩不起作用，或許量體溫不足以防感染。但口罩傳遞出的是一種責任、脆弱和避免連累他人的意識以及一種敬畏疾病的共同意識。

當我們離開上海時，這座城市顯示出忽隱忽現(xiàn)的樂觀主義跡象。新增病例已屬罕見，人們的生活回歸正常，數(shù)百萬居民試探性地走出隔離的陰影。

我們進入了處于恐慌中的美國。指導方針每天都在變，各個都門給的指導方針都不一樣。冠狀病毒檢測和衛(wèi)生設施供應不足。顯然美國政府沒能阻止病毒傳播。（作者托尼·珀曼為美國格林內(nèi)爾學院音樂系副教授，陳一譯）